“如果不是因为许多对文化界名人出书的指责，也许我的第二本书《岁月情缘》不会这么快出版。”赵忠祥说，我是发“愤”图强，这个“愤”是愤怒的愤——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写？
“我不但出了第二本书，还要出第三本。我会把所有的指责当作动力。”
“当然，只有愤怒是不够的，还要写出对得起读者的文字。”
和第一本书《岁月随想》比起来，赵忠祥觉得写《岁月情缘》最大的感受就是累。“写成这本书，我前后花了近10个月，而真正伏案的时间不过两个月。大量的时间都用在读书、考证上。”
“有人说‘名人出书就是为了赚钱’。赚钱有什么不好，为什么允许别人赚钱，就不允许我们赚钱？中国这么多大富豪，哪一位是文化界的？更何况我们没赚多少钱。”
“我的第一本书《岁月随想》发行100多万册，我拿的是最低版税8％，最终得到的也不过是几十万。还不到100万，但后期推销工作的艰辛，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单说马不停蹄地签名售书，就常让我几乎晕倒在现场，还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。可这本书的经济效益却有1700多万，并为许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。如果我按照那些批评家的意见不写这本书，国家何来这1700多万的收入？为什么这笔账却没有人来算？”
“《岁月情缘》在我的坚持下，价格定在22元。许多朋友看了样书之后惊呼：你疯了，简直便宜得有点离谱。这本书33万字，配有著名画家的插图100多幅，以及诸多的照片，装帧可以说十分精美。我没有疯，我删掉了12万字的原稿以降低成本，把书价定低，自己版税少拿，只为拥有更多的读者。”
“我常想，既然被称为文化界的名人，只要他名副其实，就该承认他在社会中应有的一席之地。因为他本身成功的经历，就是值得探究的东西，也是值得人们关注的，这一点无可厚非。为什么把这些经历写出来时，就会遭到一些不负责任的指责？我赵忠祥受党教育40多年，用我的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多贡献一本读物，有什么错呢？”
“而一些批评家们对那些街头低级黄色读物、宣传封建迷信的书籍不置一词，却把精力放在对我们的批驳上，他们的屁股究竟坐在哪一边？难道真是为了借我们的名气，骗取几个可怜的稿费钱吗？我简直觉得他们是消灭不绝的一群苍蝇。”
“古人讲：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。现在，书我读了，也写了，难道我不‘高’吗？”
“为什么在那些批评家的眼里，只有他们自己才‘高’？我一向憎恶心理阴暗的人，曾想当面问问他们，究竟我们该怎样做，才会让他们满意？我愿意向他们宣战，来一场公开的辩论，我觉得自己完全理直气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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